到七八十年代，后现代法学承继着法律现实主义的衣钵，将法律的不确定性命题发挥到极致，其中女权主义法学反对男子中心主义的法律解释，破除了法治中立性的神话。

在中国法理学界，关于法官裁判存在规则导向抑或结果导向的泛泛争论，对于法官裁判模式存在法理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的简单划分，在法律解释理论中存在方法论范式和本体论范式的二元分歧。正如波普尔所说，确定理论科学性的标准，在于其可证伪性、可推翻性，或者可验证性。

一种甚至从生活常识来看也是有道理的东西。[1]Frederick Schauer. Formalism.97 Yale L J 1988. [2]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将法律实证主义等同于法律形式主义，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参见科尔曼：《确定性、客观性与权威性》，载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与解释》，张卓明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分离命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它试图运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将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进行分离，从而试图维护法律的自治性，但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必然主张法律是封闭自足的概念体系。[33][美]丹尼斯·帕特森主编：《布莱克威尔法哲学和法律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坚持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一是扩大案件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围向下纵深，将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上诉审，对下级法院的案件裁决进行全方位地研究。对于疑难案件的审判问题，中国法学界总体上呈现为规范性的判断理论研究，即法官应当如何判断，缺乏经验的实证研究，即法官实际上如何判断。众所周知，修辞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增加听者对叙述者的等待耐心，只要听者愿意等待，叙述者也就把握了后面吸引听者进一步倾听的可能。

通过文学创作中的细节社会语境及因素的叙事过程，我们会发现涉法故事文学叙事所展示的文学中的法律的构建机制，进一步，发现必须要在细节社会因素的运用之上，且要在类似现实中老虎伤人案的作为文学的法律之上，文学中的法律才能证明自己的可能性、合法性。【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叙事，优秀的文学生产者提醒了关于契约的一个重要理解，即契约是否完善、契约是否可细究条款之含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是否分享了共同的话语背景和当时参与者置身其中的相关社会语境。其不同于普通当事人之处，则在于其会更娴熟、更有才华地将复杂多样的细节社会因素有机链接，让所有关联性的现实元素自然流畅。

在这里，为理解缘何能够概括推升，及缘何能够气势如虹，就需深入辨析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所要求的更地道的语言组合策略。对文学实践来说是如此，对法律实践而言未必不是如此。

针对某些诉讼战场的情形，包括一些相关的社会讨论，我们亦会发出精彩且令人陶醉的感叹，使用太戏剧性了的措辞，这便意味着，仿佛可在诉讼战场及相关的社会讨论中看到文学叙事的魅影。《威尼斯商人》中的比你想要的还要地道，其使严格执行契约、不得流血、不得多点少点，还有怎样公道这些细节社会因素的队列，变得循序渐进、节奏有力。参见孟于：《我在华北联大文工团演喜儿》，《新文化史料》1995年第2期，第24页。因此，面对老虎伤人案这样公共讨论的对象，出现不胜枚举的神评论，其中修辞的运用首先得以且必须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

说其复杂，因为从网络等媒体上可发现，大多数人表示无法认同原告当事人的诉讼理据，[15]但这不影响社会争论的持续，也不影响这些理据貌似可提出，许多人也似乎真实地感觉，要等法院作出了最终判决才能断定其是非曲直。[28]See Michael Jay Willson,A View of Justice in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nd Measure for Measure,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70, No.3(1995), pp.696-725. [29]See Daniel J. Kornstein, Kill All the Lawyers?: Shakespeare's Legal Appe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p.65-67. [30] See Ann Barton,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G. Blakemore Evans(ed.),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Houghton Mifflin Co.,1974, pp.250-251. [31]参见注[8]，第37页。希望双方检索一下自己的‘親，盘点一下自己的‘爱。[48]仍以老虎伤人案为例。

也因此，当事人或基于对法律行规的不谙熟，或基于强烈的跨出法律行规之欲望，而时常将诉讼战场复杂化。[18]参见杨召奎：《消协表达，何以网友齐吐槽？》，《工人日报》2016年10月26日，第3版。

[51]换言之，将文学中的法律视为文学评论的一部分，将作为文学的法律视为法学家早已争论不休的法律灵活性问题的另一替代表述，从而将两者剥离，或许更符合人们的一般感受。[17]其意是指，伤者、死者自己应承担责任。

而笼统宣称法律应对的是逻辑、文学应对的是情感，宣称法律之专业理性是绝非文学之普遍可阅读性所能相比的，无意间可能否定了社会民众参与法律问题讨论的必要性。现实世界的人物事物充满了或然，或然相比必然虽非重心，但却总是存在，故大多数人对可能性就有了期待和谅解。一个要点可看到，法律人总是囿于逻辑的推理，缺乏柔性地对待自己认为的匪夷所思，如此便可能钝化应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敏感能力。[39] 这里的分析，当然不是认为法律人不够聪明或不如优秀文学生产者那样睿智。相对文学生产者，总体看去，依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心系别处，故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尽管这里存在自然天赋的问题。关于修辞与吸引，我们可先看《威尼斯商人》法庭辩论中的语言组合。

[49]See Julie Stone Peters,Law, Literature, and the Vanishing Real: On the Future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Illus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20,2005, pp.442-453. [50]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增订本），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3页。现在，人们已基本承认，文学故事选材和诉讼战场的法律材料选定存在着类似性，也即都属于建构的叙事。

同样，此处分析，亦无压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之聪明程度的意思。[24]关于不完全性，可参阅经济学理论。

但伤者，不仅可能起诉要求动物园管理方赔偿，而且可能要求被告承担主要责任，其不仅可能要求赔偿，而且可能主张其母下车救助自己属见义勇为，从而要求更多的赔偿。六、真实与虚构 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批评，即人们熟知的法律关涉真实，文学却完全可能乐于虚构。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579页。从社会广泛争论的参与者角度看，有一点同样是肯定的，那就是言论发布者即使有时会因为随意而为，甚至出于娱乐精神来表达意见，但一般而言，其也总想让自己的说法脱颖而出。因此，买卖从来都是大致准确或后续刀补，或流血时买卖者均认为十分自然。作为社会争论的一个例子，有人也可能提出伤者是诱惑动物伤人故动物园可以反诉这种出其不意的批评。

其实，四幕一场法庭辩论的许多对话，均显示出夏洛克绝非等闲之辈，亦非胡搅蛮缠，在鲍西娅最后反击之前，其几乎每一句应对理由均成立。换言之，在细节社会因素上，人们只是具有了暂时的共识，或说共识也是因为在细节社会因素上具有了认识上的暂时通约。

在老虎伤人案的诉讼战场及社会争论中，人们正是通过对细节社会因素的不断链接，来洞悉利益分歧的关键和要害。若这一理解可成立，那么，我们便可发觉，通过你要公道就给你公道并接续比你所要求的更地道这一修辞策略，莎士比亚事实上等于是以隐蔽的方式，将不太地道或不太公道转变为似隐似显。

这里，因为修辞与吸引，所以，人们更易有情绪、有动力以想到更多的潜在细节社会因素。[26]关于智辩或诡辩的争论，See Daniel J. Kornstein,Fie Upon Your Law!, 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Vol.5, No.1(Spring,1993), p.35. [27]同注[8]，第147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律与文学的意义：以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为中心（13BFX014）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概言之，失去了可能性，大多数人便不会对其中的法律问题感兴趣。但本文想进一步说的是，从法律角度看，这类生产者在故事化涉法文学中的努力，实际上正是诉讼战场参与者的拟制演绎。缘此，现实世界中的可能，及人们对其所具有的体验，是故事化文学作品中可能性被理所当然接受的根基。

在《威尼斯商人》四幕一场的法庭辩论中，人们正是通过对细节社会因素的累积阅读，来感受法律故事的线索和图景。实际上，此案中，很多旁观者当然可能包括法官，已知道事情的大概过程并看到了录像（事件发生时录像即已流传），如果不策略地提到自己有过，原告诉称的效果，在开始恐怕便会很不乐观。

在此，若仅看到建构，自然是没有新意的重复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学者早已提到、且已深入研究的故事观点和理论。也因此，本文前面讨论的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自然就应予以认真对待。

文学，通过优秀文学生产者的叙事，极佳地诠释了契约纷争如何与相关的细节社会因素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叙事逻辑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击败夏洛克，并使人感觉有理有据，只能是在法律通道中针锋相对，像夏洛克本人一样严格讲求法律、契约，且在这一通道中置于死地而后生。